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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理学被皇帝有意的打压,众多卫道之士生气、发怒,无能狂怒到如丧考妣,耿定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在京师百万计的人口中,真正在意的又有几人?
自从朱熹写出“兀然存心乎草木、器用之间,此何学问!如此而望有所得,是炊沙而欲成饭也。”之论后,道学就成为了格物学不共戴天的敌人,尽管他的学说在元明两朝处于官方哲学的地位,朱翊钧也必然要黜之而后快的。
当然,作为后世的干部,朱翊钧对思想领域的工作极端重视。
他在南台“尊孔而薄朱”,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。尽管帝国从南到北,一只叫做“资本主义”的幼兽正在他的呵护下生长,但在它长出獠牙,用狂野的力量撕碎大明农耕经济和其上层建筑之前,对于已经渗入中国人骨头血脉的“儒教”,即便是皇帝也不敢轻撄其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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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毕竟风还是起了,李贽等人发表的诸多文章不过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,南台会议之后,理学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狂风骤雨。
众多能够把握住时代脉络的思想者,面对着理学摇摇欲坠的现实,都在仰察天地鸿宇,俯瞰国计民生,思考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,欲占领新思想的高地。
“理学‘失其鹿’,天下可共逐之”,就是南台会议在本时空中华思想史、文化史和一切历史中的最大意义。它的召开,是本时空世界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时间节点,而在它召开三天前罗马教廷使团的觐见,更是新文明孕育过程中一个妙到毫巅的巧合。
三个传教士在接到京师大学聘书时,欢喜的脑袋都是晕的。范礼安反复追问利玛窦,当日下午跟徐光启谈了什么。利玛窦道:“我没有,我没说什么。我只是讲了讲我曾经受过的教育,徐光启伯爵还问了问你们两个的经历。我可以起誓,我们能够被聘为教授,与我与徐光启的交流无关。”
范礼安生于名门,和教宗保禄四世是老乡,深受教宗关爱。他十九岁时获得巴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,后来又进入圣安德大学,攻读神学、数学、物理和哲学,属于罗马教廷中的学霸级主教。
罗明坚与之相比不遑多让,其人在后世被称为“西方汉学之父”,在意大利求学期间获得了两个法学博士学位。更令人叫绝的是,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汉语,并可以用文言文写作,思维更是已经部分中国化。
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,家里经营利氏药房,也算当地的名门。中学毕业后,师从并从师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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